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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刚毕业，王夫也去投行干了几个礼拜，就决定要走。
王夫也认为自己看透了投行人的处境：虽然外表光鲜，但实际上也是给别人打工，“天天背着俩包，也挺苦的。”他认为这不适合自己，他手头做的第一个案子、一个高端内衣品牌的收购案还没结束，他就决定撤了。
接下来，王夫也做了两年个人投资，然后成立了一支风险投资基金，名为“集结号资本”。他给20几个富二代朋友打了一圈电话，搞定了一期募资。
中国正出现一批这样有折腾资本的年轻人：1990年代中国崛起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从小目睹了父母的创业经商历程，对如何经商有家学渊源；普遍在海外留学，有国际视野；以及，有钱、有资源。
集结号创始合伙人王夫也
接班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他们的身份出现了错层——上一代中国的中国产业结构，制造业、贸易、能源矿业、地产等传统产业占大头。对年轻人们来说，这不太酷，而且，中国产业机构正在转型，好机会更多出现在新商业领域里。
王夫也在集结号资本的合伙人付建忠，家里做的是有色金属尾矿处理的生意，年收入过亿。付建忠佩服父亲白手起家的经历，但海归背景的他干了两年后，发现自己不想绑在这家十几年的公司上，整天与矿主和国企的领导打交道。“我父亲的公司是我不太感兴趣的领域。”
“我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之子黄斯沉选择出走——黄怒波虽然以诗人的身份闻名，但他创办的中坤集团其实是一家做地产和度假业务的公司，在北京大钟寺有一个“中坤广场”。黄斯沉之后在投行干了两年，因为喜欢体育——他曾陪父亲走过北极，在零下30多度的冰面上，跟着罗盘走了7天——他三年前选择创立了一家做体育IP的公司。
生于1994年的黄静逸，父亲90年代下海，做进出口贸易、煤炭、地产。她大二就开始创业和投资，3年里掌管了5、6家公司，投拍了7、8部网络电影。她的第一桶金源于，因为长得好看，有人想找她拍电影，这启发她自己去投资拍片，4年前她拍的一部网络大电影，30万本金，最后赚了300万。
“有资源的创业者，和没资源的创业者，不是一个品种。”黄静逸说。她认为创业成功需要4个条件：有资源，有项目，有方法，坚持做下去。她认为资源和项目对普通人可能都是挑战，而对于创二代来说，需要突破的则是第四点。
虽然没成功的项目为数不少，她“选择性地遗忘”，“就算没有做成，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我一定能在里面有收获，这是我的成长。”黄静逸说。
已经站上前人肩膀上的二代，他们的作为值得期待——80后富二代中，家里开水泥厂的王兴连续创业，现在美团已经是一家数百亿美元估值的公司；也出生于商人家庭的张旭豪则创办了饿了么，卖给阿里时售价95亿美元；家庭背景最显赫、在文化游戏产业里动作频繁的王思聪，其在投资领域的一些不错的表现也时常被人提起。
但换个视角看，富二代并没有吃苦的必要，在商业世界和创业环境中，这是一个矛盾的组合。
“投资人不投富二代。很少，因为他害怕你是玩票的。”家里有一家创立于90年底、如今年利润过亿的药企、自己在教育行业创业的王婧基于亲身经历说。
一笔500万的投资，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很重要，但对于很多创二代而言，可能只意味着一台跑车。“亏了就亏了。怎么样了？我赔给你好了。”王婧说，富二代更多是这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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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婧穿着一身黑色的MiuMiu套装，电脑上放着全英文的PPT，为她参与的一个留学生教育项目回国融资——在海外留学时他们发现，留学生们在择业有很多困惑。项目的创始人也是一个富二代。
“湖南大学你们怎么打？”对面的投资人问。“你们从就业办公室，还是从团委入手？”
“当时我就懵了，我都不知道这是啥。”王婧对36氪回忆说。
投资人用“不接地气”形容他们的团队。并把这四个字拆解为几个方面：你们团队比较年轻；你们不了解中国市场；业务结构单一，留学生的细分市场太细了……
40多天里，他们连续见了几十个投资人，结论都差不多。最后，创始人动用家里的资源，找到了两家基金联合投资了500万美金，这个项目才启动。
“不接地气”的生活，王婧在美国的时候习以为常。那时候她开一台兰博基尼，纽约哪个大牌上了新一季的包包，她就和身边的小姐妹一起去拿货。每周她都参加party，在会所或是朋友家，一推门满屋子鲜花和香槟。年轻、有钱的女孩们个个穿着精致，炫耀美丽和财富。
“很浮夸，（就是）你能想象到的，Ins上的那种生活。”王婧说。
从美国回来，王婧打包了四十多箱衣服、鞋子、包，海运了4个月才到上海，她没时间整理，箱子运过来完完整整摞在角落。上海空气潮湿，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发现，几双缎面镶着钻扣的鞋子、香奈儿的羊皮包和羊绒外套都长了霉。
刚回国的时候，王婧很不适应。他们在上海杨浦区一处联合办公空间租下6个工位办公，电梯间包着木板，站在她身边的常常是扛着建材的工人。上海常下雨，她的鞋子不是皮底就是光底，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废掉一双。
富裕生活所养成的惯性，王婧发现，在她创业之后，特别是面对投资人的时候，是一种无形的负资产。
黄静逸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和朋友合伙做了一个服装品牌。她投资100万，请了迪奥的设计师，做了几百套衣服试卖。定价的时候，她跟圈子里的朋友做“市场调研”：“一件衣服卖20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她自己穿衣服，经常也要1、2万一件。
“太便宜了！”她们都告诉她。最后，她发现衣服做出来真的就只有她们买。
服装的项目持续了1年多，一直销不掉。黄静逸不愿意降价处理，宁可堆在仓库。最后这些库存成了她和助理的私人衣橱——她的助理，也是她的合伙人之一，家里是做地产生意的，后来和黄静逸合伙创业。她们拿了一部分送人，剩下的自己穿，半年没买新衣服。
黄静逸承认，那个时候她不懂市场。“他们说我不接地气。我一直认为我在市场里，后来发现我不在。”
创二教育创始人黄静逸
和王夫也一起成立集结号之前，付建忠也曾经和一帮英国留学圈的富二代朋友，在广州有过一段短暂的创业经历。他们做的是一个企业给员工发福利的电商平台。大概的模式是：企业向员工发礼品卡，员工用礼品卡在他们的平台上选购产品，商家可以给企业提供优惠。
因为合伙人家里在广州当地“很有背景”，他们很快拉来本地一些大企业作为种子用户，和商家的合作谈的也很顺利。但资源消耗完后，项目的增长遇到了瓶颈，促活成了大问题。加上股权分配上的理念出现了一些不一致，他最终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北京。
在付建忠看来，很多富二代选择创业，是因为既不想毕业就回家接班，又不想打工，因此管家里要了一笔钱，热情高涨地说要创业。遇到挑战了，才发现创业原来这么难。
上一辈则没有放弃的可能。付建忠记得，他上中学的时候，有几年房地产泡沫，父亲的工程队很不景气，父亲下决心转型，自主研发有色金属尾矿处理技术。这项技术最初的研发和推广都很难，有一次父亲出差2周，回到家瘦了一圈，两鬓都白了。他最佩服父亲的地方，是从未停止创新，每年都会把技术重新迭代一次，现在已经有五个版本。
付建忠最终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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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付建忠有一阵子经常泡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
那时候正值创业大潮。很多项目几个月内估值连翻数倍，投资人退出回报几百倍。暴富的消息不断刺激着创业者。付建忠也被大潮裹挟着开始看一些项目，他觉得，这比父亲的生意有意思多了。
付建忠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王夫也，王夫也当时也做了一些一笔三五百万的投资，后来觉得，用自己的钱投资风险承担能力低，不如募一支基金。钱来自富二代朋友们，他们跟这些年轻的LP们说“不保底，亏了别赖我”，而投资的方向是新消费、新内容、新技术。
一期募资靠的是哥儿几个“刷脸”，“但脸不能一直刷下去”。压力的核心是要对业绩负责。投资的工作看起来轻松，但在起步阶段，他们为了了解市场，常常一天要看5、6个项目。
不幸的是，市场那是开始泡沫化。他们是一支新基金，找项目的渠道有限，还遇到了一些不靠谱的FA，跟着投了一些烧钱的O2O、社交类项目，为此交了不少学费。
“那会你不懂嘛，但是因为吃了这些亏，你就懂了。”王夫也说。渐渐地，他开始知道市场里哪些人、什么CEO是靠谱的，在早期投资市场上，找到靠谱的人是关键。
集结号一期基金的投资项目、孵化器“将门”的年会上，邀请王夫也上台演讲。他举着麦克风开玩笑说：“我觉得将门牛，我更牛逼。”
集结号刚成立时，他们没什么找项目的渠道，到微软加速器“蹭”项目看。将门3个联合创始人，原本都是微软加速器的高管，后来就被王夫也“忽悠”出来另立门户。
“我给你十趟去微软的机会，你能发觉这个团队的价值吗？有价值，你能把他们聊出来吗？那是我的嗨点。”王夫也说。
同年年底，集结号二期募资2亿。付建忠告诉36氪，他们跟一些母基金聊过，对方要求退出业绩，这对于成立时间不长的新基金而言条件比较苛刻。反而是产业大佬，有资产管理的需求，对他们更宽容，也会给资源协同。
付建忠也会用父亲的钱做一些个人投资。父亲从前还会对他“说教”，自打他们合伙成立了集结号，他就不再干涉了。他弄不懂风投的逻辑，索性不再过问。
“我一度还挺失落。他可能觉得，我做的这行，他已经不太懂了。”付建忠说。
传统商业向新商业进化，新的生意和打法，旧时代的英雄们已经有些眼花缭乱。
黄斯沉第一个体育赛事IP为“X-Mudder泥泞障碍赛”——这是黄斯沉在美国体验过的一项小众运动，参赛者需要在泥地里跨越障碍和关卡，完成挑战。黄斯沉认为，类似的障碍赛在中国市场是空白。
造IP是件挺难的事情。“X-Mudder”2016年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落地。黄斯沉两天之内跑了五个城市。早上在深圳，下午去广州，晚上飞重庆，第二天去成都与合作伙伴回合，晚上回北京。如果按照黄斯沉的设想，靠卖IP授权挣钱，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做到第3年的现在，X-Mudder北京站在奥森公园办了一场，现场来了几千人，规模是最初的十倍多，业务在增长，但新融资还没有着落。黄斯沉拿着对讲机盯场，在接近40度的大太阳地里跑前跑后。
史克浪体育创始人黄斯沉
黄斯沉不愿意谈父亲的企业，觉得让职业经理人管挺好的。但他羡慕他父亲那一代的企业家，身边能有几位跟随十几年、二十斤的老部下。而全民创业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企业中层力量的缺失。在传统企业，新员工进公司往往有个“师傅”指导，他们在公司呆上3-5年，熟悉业务，和同事培养默契，然后获得晋升的机会，逐渐坐上管理岗。而现在的企业，新员工来了又走，普遍干不久。很少会有人在一家企业为自己做5-10年的规划。
黄斯沉正在学习如何管理：他希望给同事们营造平等对话的环境，但面对类似一个销售员3、4个月没开单的情况，他也要拿出老板的态度。近期他的一次反思是，新的赛事产品上线，本该参与内测的人失职了。黄斯沉发了火。他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往墙上扔了一只杯子。没有伤到人，但可能伤到了自尊心。
王婧现在已经不穿真皮底的昂贵鞋子了，改穿球鞋。不久前，王婧和创始人在北京SKP约客户谈事情，想到很久没买衣服了，到商场逛了一圈。结果发现“太陌生了”，最后什么都没买，回去开会了。
创业以来，王婧感觉自己和从前的生活脱节了。她现在每天9点钟上班，经常工作到11、12点。早晚她会到健身房游泳或是做器械——不是为了保持身材，而是为了保持精力，工作能够专注。
王婧已经很少去穿着昂贵的纯社交场合了。这一方面源于，她20万年薪，收入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之前就是party，我就是需要party和出去拍照片。”另一方面，“人家也都不带我们玩了，觉得很无聊，你们天天也很忙。”
王婧考虑着，回去帮帮父母。去年过年，她陪他们跟集团的CEO、财务、人力和车间的高管一起吃了个饭。他们跟她聊医药集团业务，她则跟他们聊创业，他们取得的成绩和磕磕绊绊。
年轻的管理者想要服众，就要能跟她从小叫叔叔、伯伯、在这家90年代成立的公司里工作多年的高管们能对等交流。王婧参与创立的这个教育公司，已经拿下3轮融资，创业经历是王婧的筹码。
王婧认为，药厂们都盯着想把实验室研究成功商用化，AI的场景化运用可能是市场的新机会，但也蕴含巨大的风险。王婧如果回去掌舵，探索新方向的重任就落在她的肩膀上。
王婧认为，二代接班，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新希望集团刘友好的女儿刘畅。“虽然你不知道她做什么事情。你能看到的是公司业绩的增长。”
一位投资人对36氪说，现在“工业4.0”、工业自动化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跟“二代”的视野、改造父辈企业的强烈愿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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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做留学生市场的时候，王婧接触过一些年纪更小的富二代。家里的背景有大型地产公司、政商集团、能源国企，到煤老板，高利贷主……她认为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骄傲，也很焦虑。他们有享乐和炫耀的诉求——她将这种攀比的心态，概括为大部分富二代在成长期，父母忙事业，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因此长大以后，希望从群体中获得关注和认同。
他自己就是如此，小时候父母经常忘记接他放学，有一次他在路口等了4个小时，卖烧饼的老伯收了摊，把她带到派出所，警察给她父母打电话接她回家。开家长会，她家里从来是其他人做代表。有一次父亲难得去了，原本应该去高中，结果去了她初中的学校，回来跟她说，“哎呀，你都念高中了。”
但在狂欢结束之后，这些富二代们也会思考，自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我爸那样，那我怎么定义我自己。”
黄静逸认为，富二代的成长是分阶段的。早期可能是炫耀、攀比，以此找寻一些同类。然后有一部分人会“觉醒”，开始工作、创业，证明自己。每次听到圈子里年纪小的二代，抱怨不喜欢被称作二代，黄静逸就忍不住反驳：“没有你爸妈，你是什么？你想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今天先把你的能力拿出来。”
最近，黄静逸投拍的一部商战电影，刚刚在院线上映。这部电影原计划6个月上，因为拍摄延期及后期审查问题拖了2年，预算超支一倍多。这也让她明白，“世界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就算我想对了80%，还有20%是不由我控制的。”黄静逸说。
失败就失败了，黄静逸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成功。毕竟，对于中产而言，创业失败了可能直接跌落到社会底层。而创二代失败，交一笔学费就够了。
王夫也能够理解父母的难处。他5岁之前没怎么见过他们，6岁被送到寄宿小学，13岁送到英国留学，调侃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要知道他忙的意义。他如果不忙，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我蛮感恩的。我觉得这社会，一定是有报有还。”
对自己是否能像父辈那样成功，王夫也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败”。华谊正从影视扩张到实景娱乐等领域，他知道转型需要阵痛，给自己设立的底线是，“一定要在牌桌上。”
集结号资本创始合伙人付建忠
在家里的尾矿处理企业工作时，付建忠到太原出差，落地后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矿上，漫天风沙，和他年级差不多的工人们眯着眼睛干活。中午他和他们一起吃饭，就在临时搭的棚子里摆上几张饭桌，砖砌的灶台里生着火，大铁桶里白菜炖豆腐，十几个工人就着馒头吃。
当晚，付建忠飞回北京，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party。国贸三期云酷酒吧，十几个年轻富二代推杯换盏，一瓶酒几千块钱。付建忠高处看北京，那一刻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挺魔幻的。
几年前，父亲曾经要送他一台价值不菲的超跑，年前订了车，但等配置的过程中，父子俩吵了架，父亲一怒之下退了车。后来父子俩关系缓和，约着在北京见面。当天，父亲开着那台车来了，“你现在干的还行，车奖励你。”
付建忠挺感动的，但现在他已经把那台车“处理”掉了。他现在创业，用不着这台车了。采访这天，他身上穿一件黑色T恤，说是在网上花了100多块买的。
这辆跑车前一半的故事是，他还在父亲的公司上班时，一次父子俩大吵一架，他把银行卡、车钥匙通通扔到父亲面前，告诉他“我不干了”，然后搬出家走了。之后他自己找了个咨询公司的工作，有了一点储蓄，就买了新款的ipad、单反镜头，给父亲寄了过去。“我就想告诉他，我干得还行。”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婧为化名。36氪作者刘旌对此文亦有贡献）
原文はこち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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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学卒業後、投資銀行で数週間勤務した王夫也はすぐに辞めることを決断した。
彼は投資銀行員の境遇を見抜いた。一見華やかだが、実際は他人に働かされているだけのこと。「毎日2つのカバンを背負って歩くのが、もう大変で。」これは自分には合わないと感じ、初めて担当した高級ランジェリーブランドの買収案件が決着を見る前に退職した。
その後、個人投資を2年続けた王夫也はベンチャーキャピタルを設立。社名は「集結号資本（Jijiehao Capital）」。二代目富裕層の友人20数名に電話で呼びかけ、第一期資金を調達した。
中国では今、お金を転がす余裕のある若者が現れている。1990年代、民間実業家が一大勢力として台頭し、その子供たちも今や成人した。幼い頃から両親の経営手腕を間近で見てきた彼らには、実業家家庭における奥義とでも言うべきもの、海外留学経験や国際的視野の習得がある。そしてもちろん、資金も後ろ盾もある。
家業を継ぐのは自然な選択肢の一つだが、物事はそううまく進まない。先代の頃の中国は製造、貿易、燃料鉱物、不動産といった旧来型産業が多勢を占めていた。しかし、若者にとってそれらはあまりクールなものではない。さらに中国では今、産業構造そのものが変換の時期にあり、よりチャンスが見込まれる新たなビジネス領域が出現している。
彼の「集結号資本」共同創業者である付建忠の家は、非鉄金属の鉱石加工業を営み、年収は億を超える。身一つで起業した父親を尊敬しているが、留学から帰国して2年間家業を手伝った頃、創業十数年のこの会社で、毎日鉱主や国営企業とのコンタクトに明け暮れるのは嫌だと思うようになった。「父の会社は、僕には面白くない。」
「僕は僕らしいことをやりたい。」中坤（ZA）グループ代表黄怒波氏の息子黄斯沉は、家督を継がないと決めた。詩人としても名高い黄怒波氏は、中坤グループを設立。不動産やレジャー産業を手掛け、北京大鐘寺には中坤広場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もある。家を出た黄斯沉は投資銀行で2年間勤務。かつて父と北極に行き、氷点下30度の氷上を羅針盤片手に7日間歩き回った経歴を持つ彼は、スポーツ好きが高じて3年前、スポーツ知的財産ビジネスの会社を設立した。
黄静逸は1994年生まれ。父親は90年代に貿易、石炭、不動産といった事業を始めた。彼女自身も大学2年生の時に起業と投資に乗り出す。3年で5、6社の代表となり、ネットシネマを7、8作撮影した。彼女の一番の強みは、その美貌だ。彼女を撮影したいというオファーを受けるうち、彼女自身も映画に投資するようになった。4年前に撮影したネットシネマでは、30万の元手で300万を稼いだ。
「同じ実業家でも、コネと財力がある人とそうでない人とは全然違う。」と、黄静逸は言う。また、成功に必要な4つの条件をあげた。コネと財力、プロジェクト、メソッド、そして、最後までやり切ること。一般的にはコネと財力、そしてプロジェクトが課題となるが、二代目富裕層にとって特に問題なのは、4つ目だと言う。
成功しなかったプロジェクトも少なくないが、意識して忘れるようにしている。「失敗は失敗でいい、私自身の問題だから。でもそこにも必ず収穫があって、それが成長に繋がる。」と、黄静逸は語った。
先代の偉業を足がかりに飛躍する二代目たち、その活躍に期待も高まる。80年代以降生まれの二代目富裕層で言えば、実家がセメント工場を営む王興だ。次々と起業に着手し、グルメサイト美団は評価額数百億ドルの会社となった。商人家庭に生まれた張旭豪はグルメサイト餓了么を設立、アリババへの売却額は96億ドルに達した。家庭的バックグラウンドが最も顕著なのはゲーム文化産業で精力的な動きを見せる王思聡で、投資分野での好パフォーマンスも話題となっている。
だが、見る角度を変えると、二代目富裕層が食うに困ったことがないという事実は商売や起業に必要なハングリー精神との矛盾も見えてくる。
「投資家は二代目富裕層には投資しない。あったとしても少ない。浪費家だと言われたくないから。」実家が90年代末に起業、今年は億を超す年商の製薬会社であり、自身も教育ビジネスを立ち上げた王婧は自らの経験を語る。
500万元という投資額。それがベンチャーキャピタルのシステム上重要な要素だが、多くの二代目富裕層にとってはスポーツカー1台分との認識しかない。「損は損、それがどうした？こっちで肩代わりすればいいよね。」富裕二代目にはこんな感じの人が多いと王婧は言う。
2．
ミュウミュウ（Miu Miu）の黒いスーツを着た王婧は、パソコンで全文英語のパワーポイントを広げていた。彼女は、留学生の帰国に伴う資金の融資という教育プロジェクトに取り組んでいた。海外留学生たちは、留学修了後の職業選択という壁に突き当たる。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を発案したのもまた、二代目富裕層だ。
「君たち湖南大学はどうやって話をつけるの？」面談した投資家が尋ねた。「雇用事務所から、それとも党の青年団委員会関係から手を付けるの？」
「当時の私には、これが何を意味するのか全くピンと来なかった。」と王婧は36Kr記者に懐かしげに話した。
投資家は彼らのグループを浮世離れしていると揶揄する。そして、この「浮世離れ」という表現には、「君たちのグループはまだ若い、中国市場への理解が足りない、業務が限定的である上に留学生ビジネスなんて市場対象が狭すぎる。」といった言外の意が含まれている。
40数日間で数十人の投資家と面談したが、いずれも似た反応だった。とうとう、創業者は実家のコネを使い、ファンド2社から合計500万ドルを獲得。どうにかプロジェクトを立ち上げた。
「浮世離れ」な生活は、米国滞在中の王婧にはごく普通のことだった。当時彼女はランボルギーニに乗り、ニューヨークの有名ブランドでシーズンごとにバッグを購入。周りの女性たちを引き連れて買い物に出ていた。毎週招かれるパーティー会場や友人宅は、一面花とシャンパンに囲まれた空間。思い思いに着飾った若いセレブ女性たちは、美と富の象徴そのものだ。
「大げさね。それはただのイメージ、インスタで見るセレブみたいな。」と王婧は言う。
米国から帰国する際、洋服や靴、バッグなど40数箱を船便で送った。荷物は4ヶ月後に上海に到着したが、片付ける暇もなく、段ボール箱が部屋中に積み上げられたまま月日は流れた。上海は湿度が高い。気づいた時には、サテンの靴やシャネルの本革バッグ、カシミアのコートもカビが生えていた。
帰国した当初、王婧はその環境に慣れなかった。上海楊浦区の共同オフィススペースに6名分の事務所を借りたが、エレベーターは木製ボードで囲まれた簡素なもので、狭いエレベーター内では建材を運ぶ作業員と体が密着することもしばしば。雨の多い上海では、革底ではなくゴム底の靴を履き、それも数週間で履きつぶす。
「裕福な環境で育つということは、ある意味マイナスでもある。」起業した後、特に投資家たちと面談した時などは、王婧はこう感じることがある。
黄静逸が大学生だった頃、友人とファッションブランドの共同経営に乗り出した。100万元を投資、ディオールのデザイナーに依頼して、試しに数百セットの服を販売することにした。価格を設定するため、友人と市場調査に出かけた時、「1着2,000元で売るなんて、安すぎない？」と、彼女は発言した。自分の服が1着10,000～20,000元のものだったからだ。
「安すぎる！」周りも声を揃えた。結局、彼女たちが作った服は彼女たちのみが買うはめになる。
ファッションプロジェクトは1年あまり続けたが、全く売れなかった。値下げ処分はせず、在庫として持つことを選んだ。結果として、在庫部屋は彼女とアシスタント女性のワードローブとなった。共同経営者でもあるアシスタント女性だが、実家は不動産事業で、のちに黄静逸のパートナーとして起業に関わる。在庫の一部は人に送り、残りを自分たちで着用した彼女たちは、半年間新しい服を購入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その当時は市場を理解していなかったと黄静逸は振り返る。「人から浮世離れ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たわ。私は、自分自身が市場の中心にいるつもりだったけど、実際はそこにはいなかったの。」
王夫也と共に「集結号」を立ち上げる前、付建忠は英国留学時代の友人で、同じ二代目富裕層である若者を広州で手伝い、短期間ながら起業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経験があった。彼らの業務は、企業が従業員への福利厚生として利用するeコマース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提供だ。企業は従業員にギフトカードをオンライン送信し、従業員はギフトカードを利用してオンラインで彼ら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上の製品を選び、加盟店は企業に特典を提供するという仕組みだった。
友人の実家は、広州では有数の名士だったので、すぐに地元の大企業をシードユーザーに引き入れ、加盟店との商談も順調に進んだ。しかし、コネを使い果たした後、プロジェクトの成長はボトルネックとなり、プロモーションは死活問題となった。株主権の確認トラブルなどもあり、彼は結局チームを離れて北京に戻った。
二代目富裕層の多くが起業の道を選ぶことについて、付建忠はこう考えている。卒業後すぐに家業を継ぎたくはないし、会社勤めもしたくない。それでも生活費は必要なので、ならば起業するぞと勢い立つ。そして、挑戦して初めて、それがいかに難しいかに気づく。
上の世代はあきらめるという選択肢がなかった。付建忠が高校時代、数年の不動産バブルがあり、父のエンジニアリングチームも業績が落ちた。父親は別の道を進むと決め、非鉄金属の加工技術を自ら研究開発した。開発当初の研究と実用導入には大変な困難を伴い、2週間の出張から帰宅する度、父は一回り痩せ、ひげに白いものが目立った。付建忠が最も尊敬する点は、父は決して技術への追求をやめないということだ。父は毎年のように技術改革を繰り返し、すでに5つの技術版権を持つ。
付建忠は広州のチームを離れ、北京に戻った。
3．
北京に戻った付建忠は度々、中関村創業大街のカフェに足を運んだ。
当時はまさに起業が大きなトレンドだった。多くのプロジェクトが数ヶ月で評価額を倍増させ、投資家へのリターンが数百倍になるなど、一攫千金のニュースが起業家を刺激し続ける。付建忠もこの流れに巻き込まれ、いくつかのプロジェクトに手を出した。「父の事業より、こっちの方がずっと面白い。」
付建忠は英国留学中に王夫也と顔見知りになっていた。当時すでに300万～500万の投資を手掛けていた王夫也は、自分個人の金で投資するのは、リスクマネジメントの面でファンドに及ばないと思い至る。二代目富裕層の友人たちから資金を集め、この若いリミテッド・パートナー達にこう言った。「原資保証はしない、損しても僕を頼るな。」投資先は新しい消費、新コンテンツ、新技術だ。
第一期の資金提供には兄弟、つまり、顔見知り中の顔見知りを頼ったが、その顔見知りも簡単にはいかない。重圧となったのは、業績に対する責任をどう果たすかだ。投資活動は一見楽な作業に見えるが、初心者が市場を理解するようになるには、一日に5、6個のプロジェクトを注視し続ける必要がある。
不幸なことに、市場はバブル化し始めており、新ファンドがプロジェクトを探し出すルートにも限界があった。信用できない財務アドバイザーに出くわす、O2O（Online to Offline）やSNSといったプロジェクトに無駄金を使うなど、少なくない「学費」を払った。
「何も見えて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でも損失を経験すれば、見えるようになる。」と、王夫也は言う。少しずつ市場関係者とも知り合いになり、信用できるCEOは誰なのか分かるようになった。投資市場初心者は、いかに信用できる人を見つけるかが鍵になる。
「集結号」の第一期プロジェクト、インキュベーション事業会社「将門」の年大会で、スピーチを求められた王夫也はマイクを手に取り、「将門もすごいけど、僕はもっとすごい」と笑った。
「集結号」設立当時はプロジェクトを探し出すルートがなく、マイクロソフト起業支援プログラムのプロジェクト「蹭」を注視していた。元々マイクロソフト起業支援プログラムの上層部だった「将門」の共同創業者3人は、王夫也に「そそのかされた」形で新会社を設立した。
「マイクロソフト起業支援に10回アクセスするチャンスがあるとして、この団体の価値を見いだせますか？価値がわかったとして、彼らをうまい話に乗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それが僕の『いけてる』ところ。」と、王夫也は言う。
その年の年末、「集結号」は第二期の資金2億を募った。その時のことを付建忠が36Krに語った。「ファンド・オブ・ファンズにいくつか声をかけてみたが、運用実績が要ると言ってきた。設立まもない新ファンドにとって厳しい条件だ。これが業界大手であれば、資産管理に対しても寛容だし、資金提供も協力的だ。」
付建忠は父親の資金で個人投資もできる。父親は以前から彼に説教していたが、「集結号」を共同創業者として結成してからは、父も干渉しなくなった。ベンチャーキャピタルの論理性をどうしても理解できない父は、もはや質問さえしてこない。
「僕は一度失敗している。僕がやっていることを父はよく分か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付建忠は言う。
旧来型ビジネスが新しいビジネス、新しい商法へと目まぐるしく進化する様は、かつての英雄たちも目がくらむほどだ。
「X-Mudder泥沼障害物レース」は、黄斯沉が最初に手がけたスポーツ知的財産イベントだ。彼が米国で経験したマイナースポーツにヒントを得た。参加者は泥地で障害物や関門を通過できればクリアとなる。このようなイベントは中国市場にはないことに目を付けた。
知的財産ビジネスの展開には難しい事情もある。2016年の第1回X-Mudderは、北京以外の都市での開催を計画していた。黄斯沉は2日間で5つの都市を回った。午前中は深圳、午後は広州、夜は重慶に飛んだ。翌日は成都で共同経営者と打ち合わせ、夜に北京へ戻った。もし当初の計画通りに進めていたら、知的財産で収益を得るというビジネスは長い道のりになっていただろう。
3年が経過した今年、X-Mudderは北京のオリンピック森林公園で開催された。来場者は数千人、規模は初回の10倍以上、業務量では成長したが、新しい融資はまだ獲得できていない。黄斯沉はトランシーバー片手に会場を見つめ、40度に迫る気温と照りつける太陽の下で駆け回っていた。
父の会社に相談するのは気が引けた。経理責任者に資金管理をさせるのが一番よいと思ったのだ。一方、父を羨ましく思う部分もある。一代で会社を興し、十数年苦楽を共にした部下もいる。ただ、どの民間企業も中堅社員の流出をある程度経験してきた。旧来型企業では、新入社員は先輩の指導を受け、3～5年在籍すると業務に精通し、同僚とも阿吽の呼吸となる。それから昇進の機会を得て、ようやく管理職の座に就く。ところが、今の企業の新入社員はすぐ辞めて、長く務まらない。一つの企業で5～10年勤務するという人生計画を立てる人は珍しい。
従業員をどう管理するか、黄斯沉は目下勉強中だ。同僚とは平等に対話できる環境づくりが理想だった。だが、営業担当者が3、4ヶ月も伝票報告をしないといった状況に直面し、親方的態度に出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反省したことが一つある。新しい大会企画をネットにアップする段階になって、テスト担当者が重大ミスをした。激怒した黄斯沉は彼らを事務室に呼び、壁めがけてコップを投げつけた。ケガ人はいなかったが、自尊心は傷つけたことだろう。
王婧はもはや高価な革靴を履かない。代わりにスポーツシューズを履いている。先日、王婧と創業者は北京SKP（Shin Kong Place）で顧客と商談する約束をした。しばらく服を購入し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い立ち、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を一回りした王婧は、全く流行についていけてないと感じた。結局何も買わずに戻り、商談に臨んだ。
起業してからの王婧は、自分自身とかつての生活は支離滅裂だったと感じる。彼女は今、毎日9時に出社し、11～12時まで働く。夕方にはジムで水泳と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ているが、スタイル保持が目的ではない。仕事に専念できる体力と精神力を養うためだ。
着飾って社交場に出かけることも減った。理由の一つは20万という年収額で、かつての5分の1になった。「以前はパーティーと聞けば、すぐ参加して写真を撮ったりしていたけど。」もう一つの理由はこうだ。「皆、私たちを遊びに連れて出ないの。退屈みたい。毎日お忙しそうねって。」
王婧は実家で両親を手伝うことを考え始めている。2017年の年越し、実家のグループ企業のCEOや経理、人事を始めとした各部署の管理職との会食に両親と共に参加した。彼らは彼女に製薬グループの話をし、彼女は彼らに起業に関することや、これまでの実績と紆余曲折について話した。
若くして会社を興した王婧は、少し自慢話をした。小さい頃から叔父さん、伯父さんと呼び、90年代に設立したこの会社で長年勤務するベテラン達と対等に話をするためだ。立ち上げた教育ビジネスは、すでに3ラウンドの融資を獲得している。起業経験は彼女の切り札だ。
製薬工場は、研究室での実験成功が商用化に繋が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AIの導入は市場での新しいチャンスとなる可能性もあるが、大きなリスクもはらんでいる。王婧がもし実家の陣頭指揮を執ることになれば、新しいやり方を模索するという重大責務が彼女の肩にのしかかる。
二代目が家業を継いで成功した事例は、新希望グループ劉友好の娘、劉暢だ。「彼女がどうやっているのかは知らないけど、業績は上がっているわね。」と王婧は言う。
ある投資家が36Kr記者にした話によると、今は「工業4.0（第四次工業革命）」だとのこと。工業の自動化が盛んに行われているのは、二代目の視野もある程度取り入れることで、父親の代からの企業をより良くしたいという願いと密接に関係しているという。
4．
米国で留学生ビジネスをやっていた頃、王婧は自分より若い二代目富裕層と接触したことがある。彼らの実家は大型不動産、財閥、国営エネルギー企業、老舗石炭業、高利貸し等々。彼らに対しては、傲慢で、不安神経症的な印象を受けた。享楽と自己顕示に走る若者――彼らの人より上であろうとする心理について、王婧はこう分析している。「二代目富裕層の大部分は、成長期に両親が仕事に忙しく、幼い頃から親との触れ合いが少ない。そのため、大人になってから、皆の注目を集めることで、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確立しようとするのではないか。」
王婧自身がそうであった。小さい頃、両親は放課後の「お迎え」を度々忘れた。道で4時間待ったこともあった。薄焼きパン売りの露天商が店じまいをして、彼女を警察に連れて行った。警察が両親に電話して、やっと家に帰ることができた。その後、家族会議を開き、家業の代表者を他の人に変わってもらうことになった。ある時、珍しく父が迎えに来た。しかし本来なら高校へ迎えに行くべきなのだが、父は中学校に向かった。帰宅後、父はこう言った。「お前はもう高校生だったのか。」
家庭内でのこういった騒動を経験し、彼ら二代目富裕層は、自分の存在価値について悩み始める。「自分は一生かけても父に追いつけない。では、どうすれば自分自身を定義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
黄静逸は、二代目富裕層の成長にも段階があると言う。子供の頃は華やか、自己顕示的と言った面が強く、これは皆似たような傾向にある。その後一部の人々は覚醒し、就職や起業などで自分自身を証明する。より若い二代目富裕層たちと一緒にいると、二代目富裕層と呼ばれることへの不満を必ず耳にする。そんな時、黄静逸は思わず反論する。「ご両親がいなければ、あなたは一体何者？人に自分の能力を認めてもらいたければ、まず今日この場で、自分の能力を発揮しなさい。」
最近、黄静逸が撮影したビジネス戦争映画が映画館で上映された。当初は製作期間6カ月の予定だったが、撮影の遅れや審査上の問題で2年を要し、経費は倍以上に膨らんだ。今回の件で、はっきり分かったことがある。「世界は私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ではない。80％はよしと思えることだけど、残り20％は私には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失敗は失敗として、将来は必ず成功すると黄静逸は信じている。極論すると、中産階級の人間が起業で失敗すると、社会の底辺へとの没落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が、二代目富裕層が失敗しても、高い「学費」を支払うだけで済む。
王夫也は、両親の苦しい胸の内を理解している。5歳まで両親に会う機会もなく、6歳で小学校の寄宿舎へ入れられ、13歳で英国へ留学させられた。そんな自分を、「100家庭分の飯を食って育った」と揶揄する。「両親の忙しさの意味を理解せねばならない。もし親が忙しくなかったなら、私の今の生活はない。とても感謝している。この社会は因果応報で成り立っている。」
父親と同じように成功できるのか。王夫也は目標を「敗けないこと」に設定した。映画会社「華誼兄弟」は映像製作事業から、テーマパーク運営領域にも事業を拡張。変革には痛みが伴うことも分かっている。自分自身に設けたベースラインは、「最低でも同じ土俵に上がる」ことだ。
家業の鉱石加工で働いていた付建忠は、太原に出張したことがある。飛行機で移動した後、数時間車に乗って鉱山に到着。辺りは一面の砂ぼこり、自分とほぼ同年齢の作業員たちが砂に細めながら仕事をしていた。昼食を彼らと一緒にとった。仮設の小屋に置かれた数台のテーブル。火のついたレンガ製かまどには、白菜と豆腐を煮込んだ大鍋。そこで作業員十数人が饅頭を食べていた。
その夜、付建忠は北京に戻り、友達の誕生パーティーに出席した。国際貿易センターの雲・酷バーだ。若くて裕福な二代目十数名が酌み交わすのは、1瓶数千元の酒。80階から北京市街を眺めながら、この世界は幻想的だと付建忠は感じた。
数年前、父が高価なスーパーカーを付建忠にプレゼントしようとした。前年に予約し、納車を待っていた頃、父と息子で口論となり、怒った父は予約を取り消した。その後、仲直りした二人は北京で会う約束をした。約束当日、父はその車を運転してやってきた。「今のお前は良くやっている。この車はその褒美だ。」
父の計らいは嬉しかったが、今はもうその車を処分した。付建忠の今のビジネスに、この車は必要ない。インタビューの日の彼は黒いTシャツ姿だった。ネットで購入した100元ほどの品だと言う。
このスポーツカーの一件を少し補足する。付建忠がまだ父親の会社で働いていた時、父と息子で大げんかとなった。銀行カードと車のキーを父親の前に投げ捨て、「辞めてやる」と言い、家を出た。その後、コンサルティング会社で職を得た彼は、わずかな貯金で新型iPadと一眼レフカメラを購入して、父に送った。「僕はちゃんとやっている、それを父に言いたかっただけ。」
（本人の希望により王婧は仮名。36Kr記者の劉旌にも協力いただ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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